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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健康快乐 于 2022-12-5 01:41 编辑
濮瑗（1797——1856），字又蘧，号琅圃，溧水柘塘棣溪村人。清道光辛巳（1821）年举人，丙戌年（1826）进士。历官四川安岳、华阳县知县，简州、涪州知州，官声著于川蜀，为清代良吏，亦为溧水历史文化名人。濮瑗诗作很少见，其《赠内》诗十首，诗风婉约，尤为珍贵。《赠内》十首见载于其曾孙濮良至所辑《濮氏承启堂一家言·小玲珑馆遗著》，全文如下： 屈指归来十二春，爱如兄弟敬如宾。房帏静好难言尽，一种深情最可人。 陶令篱边载酒行，也将醉笔赋闲情。我今偶学邯郸步，领取春风绣阁生。 萧史箫吹弄玉台，蕊宫无梦到尘埃。前身合是鸳鸯侣，分付群鸥莫浪猜。 不羡铅华与绮纨，柔肠侠骨古来难。卿原巾帼奇男子，肯作寻常箕帚看。 薄宦蹉跎计转疏，簿书案牍总愁余。等闲辜负香衾梦，京兆风流愧不如。 阳春何处觅知音，韵事新调绿绮琴。最好天边良夜月，一轮常照两人心。 玉镜台前笑语时，此情未许别人知。蓉城十里花如锦，争似兰陵五色芝。 小玲珑馆咏河洲，月夕花晨春复秋。鹣自双飞鱼比目，一度一年笑牵牛。 连理枝头花并开，更无杨柳种章台。东风薄幸非吾事，闲煞苏娘织锦才。 题扇诗成句未工，好凭玉指拂微风。惜花心事怜香意，多在微风荡漾中。
这十首诗内容浅近，并无深奥难懂的语句，极写夫妻间恩爱，用比翼鸟（鹣）、比目鱼、鸳鸯侣、连理枝，比喻夫妻间两情相悦、缠绵缱绻；用萧史弄玉、张敞画眉（京兆风流）的典故，及“惜花”“怜香”等字眼，倾诉对妻子的柔情蜜意；用“柔肠侠骨”“巾帼奇男子”“兰陵五色芝”，表达对妻子赞美与的赏识。“阳春何处觅知音”，濮瑗欣喜自己遇到了真正的知音，他用“更无杨柳种章台，东风薄幸非吾事”，来表明自己对爱情的忠贞。 这十首诗，字里行间洋溢着诗人对妻子的一往深情，使读者认识到濮瑗夫妇是一对心心相印的神仙眷侣；并且能从“绣阁春风”“房帏静好”“良夜月”“香衾梦”等诗句中，感受到濮瑗沉浸在美满幸福的婚姻生活中。 吟咏再三，不觉问题来了，濮瑗的诗究竟是写给谁的？大家会说，“赠内”当然是写给妻子的。不错，确实是写给妻子的，可是濮瑗有三任妻子，该是哪一任呢？
濮瑗十九岁考上秀才，是年成亲。第一任妻子李氏，溧水本地人。因家中贫穷，濮瑗常年在外教私塾，虽新婚燕尔，也是聚少离多，李氏自然有些怨望；贫贱夫妻，柴米油盐，也难免有些口角。嗣后，濮瑗去南京乡试，去北京会试，一别经年。特别是会试，一考不中，滞留京城复习再考，竟四年多没有回家。李氏独自在家，一直粗布大衫忙里忙外。李氏不怕苦和累，而最怕的是孤独，她渴望夫妻团聚，长相厮守。当濮瑗考中进士，一家人都在欢欣鼓舞，唯独她很漠然，她对濮瑗说，“夫妻不分离，欢然久聚便是福分，而你一旦做了官，以后的日子就不敢想象了。”这时，李氏已怀有身孕。 拼搏了十年，濮瑗年届三十，终于做官了，初任四川安岳县知县。随即，带父母、妻子去四川赴任。一路上车船劳顿，到了重庆，李氏突然要分娩。濮瑗不敢稽留，将父母及李氏安顿在重庆寓所，独自去省城成都报到，而李氏竟在重庆的寓所因难产而亡。 （琅圃公）年十九，李太淑人来归，能耐辛苦，分谢太宜人劳，太宜人绝爱倚之。而府君与太淑人言论或不合，偶形之词色，太宜人必曲慰太淑人，而隐以为。值府君解馆归，微察太宜人，若有过虑者，府君窃计终岁谋食，骨肉无几日聚，岁晚务闲，幸得侍亲侧，故当欢喜，而何事若此？私问之太淑人，初未敢言，固诘之，乃具道所以。府君立自责若无地容，由是，终太淑人之身，无一间言。 李太淑人初来归，府君尚应童子试，不过十年，遂成进士，人皆为太淑人贺，太淑人独无所动于辞色。尝慨然谓府君曰：“吾侪耕读家，但力尽所养，俾父母、夫妻懽然久聚，此福也，亦分也。一旦许国，此后吾不敢知矣！”后侍先祖父母随府君宦蜀，次重庆府，而太淑人将娩，身乃留寓，府君独先赴省。将行，太淑人执手唏嘘不自胜，府君则大诧，亟慰曰：“吾夫妇昔为饥驱，无一年不别，后又数千里往应礼部试，别更久，而皆坦然，今不过月余即相迎也，何乃至是！”太淑人卒不能自宽解，府君已隐忧其不祥。行未一月，遽以娩难亡，仅仓卒制一命妇礼服以殓，先时尚未之及也。初，太淑人尝欲制一银耳饰，府君曰：“吾母犹铜也，屡请易之，不许，汝独可银乎？”太淑人由是绝不私增一物，随府君之官，犹大布衫裙，至殓时仍此服。 ——濮文暹《见在龛集》卷十八《濮述》
根据濮文暹《濮述》的记载，我们可以推知，濮瑗的《赠内》诗不是写给李氏的。 李氏在1815年濮瑗考中秀才后成亲，到1826年难产殒命，连头带尾共十二年，但只经过了十一个春天。因为清代秀才考试，先经二月（农历）县试，四月府试，然后再经院试，要到五六月才能发榜，所以濮瑗当年的婚期必然是在五月之后。这样算来，与诗中所写的“屈指归来十二春”，时间上不相吻合。 李氏死时，濮瑗还走在当官的路上，因此，他不可能向李氏诉说“薄宦蹉跎计转疏，簿书案牍总愁余”的况味。李氏命很苦，陪伴濮瑗从青衿熬到乌纱，一天官太太也没有做过，一天福也没有享到，只是入殓时享受了一套命妇礼服。《赠内》诗中所描绘的“月夕花晨”“房帏静好”的生活场景，也是李氏所没有经历过的。 《赠内》诗说“蓉城十里花如锦，争似兰陵五色芝”，透露出妻子是“兰陵”（今常州）人。而李氏是溧水本地人，籍贯不合。 还有许多地方，不一一列举，都可以看出这十首《赠内》显然不是为李氏而作。
李氏死后，濮瑗继娶张氏。时间当在1827年以后（古代妻子死后，丈夫要服丧一年），最迟在1929年。此时濮瑗已经三十多岁了，且是丧偶再婚，但仍是钻石王老五，——新科进士，安岳县令，说媒的能不踏破门槛！继娶的张氏年方十六岁，常州府阳湖县（今武进区，属常州市）人，大户人家的小姐。她的祖父张师范，四川涪州知州。 张氏虽娇生惯养，但到濮家后放下身段，力习勤俭，操持家务，孝敬公婆，无不称其温柔贤淑。张氏生有三男二女：儿子文暹、文昇、文昶，女儿文绡、文襄。三个儿子个个有出息，全都官至知府，文暹河南南阳知府，文昇四川涪州知府，文昶湖南随州知府，其中文暹、文昶进士出身。可惜张氏寿命不永，不到三十岁便离世，并未见到儿子的辉煌。 1838年，濮瑗的父亲去世，濮瑗奉母南归，妻儿也随跟随回到溧水棣溪老家，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守孝。张氏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溧水，并在棣溪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棣溪，她入乡随俗，和亲睦邻，举止得体，展现了大家闺秀的风范。守孝结束，1841年张氏回了一趟武进的娘家，这是她出阁十多年第一次回娘家。见到日夜思念的父母，她很开心；昔日的小姊妹纷纷来找她玩耍。这次归宁很快就结束了，她又依依不舍地回到棣溪。出人意料的是，回来不到一个月就病死了，正值青春年少，遽然离世，全家上下哀痛莫名。张氏葬在南京雨花台，濮瑗的父亲也葬在那里。 关于张氏的情况，濮文暹在《见在龛集·濮述》中有如下记载： 先继妣张太淑人初来归，年方十六岁，素娇贵，府君虑无以主家政。而先继妣依依祖母侧如所生，力习勤俭，能先意承志，祖父母大悦，财物恣所用，而先继妣凡增一衣饰，必禀命而后行。生暹及弟昇与昶三人，先祖父母过怜惜，先继妣则严教之，衣食应对必有仪节。而恤下最慈，婢及时必嫁，媪有老死者必厚葬。先继妣殁，家人号慕如丧所天。 府君以道光戊戌岁，居先祖考浑斋公丧，乃侍先祖母南归。先继妣初入吾乡，乡人知出于贵族，争来见。而先继妣于里俗酬答事若素习然，悉从所宜，至庖湢等琐秽事，亦时杂妯娌辈躬助之。合族大惊，叹以为家法不可及。 先继妣出阁十余载始一归宁于常州府，时外祖父母皆康吉，乃日与姊妹行相娱乐。继母张太淑人，先继妣同祖妹也。方待年，尤与洽，凡平生事舅姑、相夫子、教子女何若，必以告；乃至家计何若、乡俗何若，亦无不以告。继母私诧之，谓何预他人事，若是言之详也。迨先继妣返里，未匝月即病殁。逾年而继母张太淑人竟来归也。 若说濮瑗的《赠内》是写给第二任妻子张氏的，也不是没有一点理由：一是时间上符合“屈指归来十二春”，张氏与濮瑗共同生活了十二年多。二是张氏是常州人，正是“兰陵五色芝”。但是，如仔细研读十首诗，就不难发现更多不相符合的地方。 首先，我们可以断定，这十首《赠内》诗不可能作于濮瑗父丧三年守孝期间（1838——1841），只能是在此之前，或在此之后。那么，问题来了，若作于1838年的守丧前，则张氏嫁给濮瑗尚不满“十二春”；若作于1841年的服阙之后，则张氏已不在人世。 当然，“屈指归来十二春，爱如兄弟敬如宾。房帏静好难言尽，一种深情最可人”，也可以是回忆往事，用来悼念亡妻，但是，很《赠内》十首不是悼亡诗，是写给“眼前人”的，所以，濮瑗赠诗的对象不是亡妻张氏；再说，死去的内人也无法获赠。
其次，《赠内》所刻画 “柔肠侠骨”“巾帼奇男子”的妻子形象，与《濮述》中记载的张太淑人“依依祖母侧，如所生”的柔顺性格，二者有很大的区别。 再次，《赠内》诗中濮瑗多次提到妻子弹琴，而《濮述》中未见继妣张氏有弹琴的记载。会弹琴的是濮瑗的第三任妻子。 《赠内》十首是濮瑗写给他第三任妻子的。
1843年，濮瑗再婚。继娶的第三任妻子也是江苏常州府阳湖县人，是亡妻张氏的堂妹，名芸芝，字随碧，出生于1820年。张芸芝二十四岁嫁给濮瑗，此时濮瑗已四十七岁。 《赠内》诗中“蓉城十里花如锦，争似兰陵五色芝”，赞美的正是第三任妻子张芸芝。“蓉城”，即成都，当时濮瑗寓居成都。濮瑗说，成都美女如云，哪个也比不上常州姑娘张芸芝。 张芸芝二十四岁才出阁，当时算是大龄青年了，估计她的择偶标准很高，不肯轻易许人。迟迟未聘，她的父母也肯定为之着急，说不定托过濮瑗为他们择婿，而结果濮瑗自己将她娶了。《赠内》诗中“玉镜台前笑语时，此情未许别人知”，写得很含蓄，但“玉镜台”的典故有意无意地透露出这个信息。晋代温峤，北征时得到一座玉镜台。堂姑母有一个女儿，托温峤找女婿。温峤丧偶，有自娶之意。便以玉镜台为聘礼，娶了堂姑的女儿。“玉镜台”，这个典故用得很巧妙，非常恰当，委婉地道出了是因他追求而娶得张芸芝。当然，张芸芝在她堂姐归宁时，也了解到濮瑗的许多情况，早已对他心生仰慕。谁又能说濮瑗与张芸芝的结合不是前世姻缘！ 张芸芝是濮瑗的贤内助，一进门就是一大摊烦杂的家务。上有婆婆要侍奉；下有堂姐丢下的五个孩子要照料，五个孩子最大的仅十三四岁，最小的才五六岁。她相夫教子，孝敬婆母，调教下人，接待亲朋，把家政治理得井井有条，使濮瑗再无后顾之忧。 张芸芝知书达理，世事洞明，见识很高，濮瑗对她非常赏识。《赠内》中说，“卿原巾帼奇男子，肯作寻常箕帚看”，“箕帚”，扫地的工具，这里代指妻子。濮瑗认为张芸芝不同于一般的家庭妇女，不仅是妻子，而且是益友，更是知音。“阳春何处觅知音”，他感慨遇到了一位知音。 濮瑗与张芸芝声气相投，甚至有相同的业余爱好也。濮瑗善琴，平日回到家中，哪怕再苦再累，时间再晚，也要平心静气弹奏一曲，并且让家中人环列聆听。而张芸芝最拿手的有三件：养花，弹琴，烹饪。闲下来就与夫君共拂焦桐，同操猗兰。“题扇诗成句未工，好凭玉指拂微风。惜花心事怜香意，多在微风荡漾中”，描绘的就是这样的场景，夫妻恩爱，琴瑟和鸣。 张芸芝与濮瑗共同生活了十三年，生有八个子女。一子濮文曦，光绪丙子（1876）举人，浙江新昌县知县；七女都有才华，不仅女红出色，且善诗能画，其中濮文湘、濮文绮尤为突出，诗作锦心绣口，文采斐然。 咸丰六年（1856）濮瑗突然病逝于涪州任所，年仅六十岁。对于张芸芝来说，这是天塌下来了，四子九女，一大家子几十口人顿时失去了依靠。她擦干了眼泪，真正显示出了“奇男子”的气慨，独立支撑起了这个家庭。 濮瑗突然死亡，涪州的邪教亦乘机煽动闹事，杀死了涪州同知，准备攻打州城。涪州上下一片慌乱，全城戒严，棺材出不了城，不能为濮瑗发丧。张芸芝听到警报，召来地方缙绅，说：“我把全部家当都留下来，只求你们租一条船，把棺材运送出去。我不能把丈夫的尸骨丢给强盗土匪！”得到缙绅的首肯，张芸芝率领子女亲友上百人，从容地离开涪州，进了嘉定府城，为濮瑗治丧。当时南方正值太平天国战乱，无法归葬家乡，于是卜葬在离嘉定城百里之遥的大峨山之麓。 濮瑗死后，一家人没有生活来源，不能坐吃山空。她督促文暹、文昶勤奋读书，走上仕途，两人没有辜负继母的期望，同时考中举人，然后又同时考中进士。老二文昇体弱多病，不宜屡次奔波应考，就出资为他捐官，选得四川营山县令，后来升为涪州知州。一家人柴米油盐，婚丧嫁娶，都由她操持。九个女儿都选世家子弟为婿，不幸守寡的又接回来恤养。“金紫万千谁治国，裙钗一二可齐家”，张芸芝的齐家才能，丝毫不逊色于男子汉治国本领。 濮文昇刚当上营山县令，贵州几万土匪来围攻县城。每当开战，张芸芝就手握大印，率领一家大小站在官署后面的之大塘边，对濮文昇说：“你给我听好，如果营山县城被攻破，我一定督促全家在此自尽，断绝你的顾念，你绝不能贪生怕死苟且保命！”打了胜仗，她拿出自己陪嫁的首饰，犒劳军队。在张芸芝的激励下，濮文升竭力坚守四十余多天，打退了土匪的百余次进攻，最终胜利解围。营山之围四十多天，真正彰显了张芸芝“柔肠侠骨”“巾帼奇男子”的气慨。 张芸芝对濮瑗感情很深，濮瑗死后几十都在心头排解不开，每逢忌日就涕泪涟涟。 综上所述，我可以肯定地说，濮瑗《赠内诗十首是写给妻子张芸芝的，写作时间在1855年，濮瑗逝世的一年之前。 纵观濮瑗一生，婚姻生活是很严肃的，他洁身自好，从不追逐声色。濮文暹的《濮述》中有两个故事：一个是拒绝年青寡妇的诱惑，“府君（即濮瑗）为秀才时，馆某戚家，一夕方孤坐，有妇少寡者假事到馆，词色皆媚嫟，府君急正容诘其来何事，妇悚然而退。”一个是对醉卧在自己床上的美女视而不见，“值岁时醵饮，内戚咸会，日既暮，府君独入房，将登床取衣，则一女子醉卧焉。初谓是李太淑人（即濮瑗妻子李氏）也，欲呼与语，察声息殊异，烛之，则某戚女也，固素有美名，尚待字也。急为之下帷，掩户而潜避于外。同学中后微闻之，笑谓府君曰：‘此大便宜事，汝何痴也？’府君愀然曰：‘吾宁终身痴矣。’”当时濮瑗刚二十岁。你能说濮远不是一个不近女色的鲁男子、坐怀不乱的柳下惠？ 而他与妻子相亲相爱，老而弥笃，甚至觉得“等闲辜负香衾梦，京兆风流愧不如”，而对妻子有所亏欠。濮瑗不是不懂男欢女爱，而是感情专一，全部情感都给了妻子。只有他才有资格说出“更无杨柳种章台。东风薄幸非吾事”（章台柳，代指妓女。“杨柳种章台”，意为狎妓女、养小三）。 《赠内》十首，反映了濮瑗鲜为人知的性格侧面。
为使大家进一步了解张芸芝，附濮文暹《张太夫人七旬征寿启》： 光绪十有五年，季秋之吉，文暹任河南开封府。钦奉恩旨，以母张氏五代同堂，赏匾额一方，大缎二端，银二十两。母氏张率子文暹等，下逮诸孙曾元辈，敬谨叩首，跪领如礼。而是时，适值张太夫人七十生日。文暹等鲜所树立，大惧乖显扬之义，上无以仰答天恩，而内无以承老母欢。乃至奉爵之次，颂祷失词，揆之引年之礼，无乃颠乎？而或藻饰屏绘，但矜虚誉，又非大雅所乐道也。谨胪事实如左，惟君子择焉。 太夫人，张氏，江苏常州府阳湖县人。外曾祖父师范，四川涪州知州，世称为常州夫子。外祖父安贞，敕授登仕郎。太夫人年二十有四，来归先大夫琅圃府君。时府君以进士起家，奉先祖妣官于四川。先妣李氏，早卒。继妣张氏，亦卒，即太夫人同祖姊也，与太夫人夙友爱，遗子女皆幼。至是，太夫人上事大母，中相府君，下抚暹等。悉遵先继妣法度，得尽所事，以底于成，故恩勤有加焉，而躬被者亦厚。 初先祖妣大病，几不起，府君旁皇无措，乃祷天刲股，和药以进，立瘳。康强者复十年，又病如其初，太夫人亦泣祷天，如府君刲股和药事。先祖妣终不起，太夫人则痛自责，哀毁至不可支。终制后从府君官简州知州，历涪州知州。府君禄入常不给，而族戚之相依为命者几百指，太夫人助之施，故终府君之世，施德行惠常充然有余，府君亦自忘居官之贫也。 既府君以勤劳卒于任，原籍江宁府陷于粤匪久，丧遂无所归。时涪州邪教亦乘机起劫，杀州同官，将来攻州城。太夫人在衰绖中仓卒闻警，即命诸子延绅耆至，代为请曰：“官若存，万无去理，今殁矣。数年政治固在人心，忍以尸骨投贼邪？且贼争者，财耳。未亡人辎重悉留，但乞扶一棺买舟而行，何如？”则皆曰：“唯命。”棺既出，哀呼遍于行路。而徒役不问所由，径入州廨，争荷所留辎重，积太夫人舟，乃丝毫无失，谓聊以报故官耳。太夫人率子女亲友几百口，得从容免于难，而去之嘉定府城。城距峨眉山百里而遥，太夫人虑世事不可知，而归乡无日也，即卜葬府君大峨山之麓。树庐祭田皆如大夫之礼，盖典钗质衣为之者。 而夙逋至万余金，族戚之待食者仍不啻在官时，太夫人益俭约，持家益勤而和，督诸子读书益力。服既除，命应顺天府乡试，长子文暹、三子文昶同得举。次子文昇以多病，不许屡应试，乃命入赀得官，补四川营山县知县。后文暹、文昶又同科成进士，文升亦擢涪州知州。皆太夫人禀府君之遗教也。时族戚之同居者死且相继，悉葬之。女九人，皆选名族嫁之。不幸有寡者，收而恤之；贫者资之，或遂养之，亦禀府君之遗教也。 当文昇官营山时，黔贼数万来围县城，文升竭力守凡四十余日。每战，太夫人则握印率眷属。环立官廨后之大池侧，预戒文昇曰：“城亡，吾必督全家毕命于此，绝汝内顾念。汝亦不得苟免也。”战既胜，则出簪珥佐犒军，军益奋励。贼百余攻终不得逞，始解去。至今县人有能道之者。 迨文升官涪州知州、文昶官湖北之随州知州、文暹官河南之南阳府知府，而四子文曦，太夫人出也，举丙子顺天府乡榜，亦官浙江之新昌县知县。太夫人常往来就养，乐山水奇旷，数千里不言劳。孙贤懋，以癸酉科副贡生举己卯科顺天府乡榜，候选知县。贤恪，以誊录议叙，官山东之蒙阴县知县。景贤，以知县分发四川，署芦山县事。贤慈，举乙酉科顺天府乡榜，内阁中书。贤庆，举戊子科江南乡榜。贤恒，举己丑科顺天府乡榜。余诸孙多列庠序。而太夫人更变既多，忧勤惕厉，终日若不及，至是始坦然曰：“吾庶几可告无罪于吾姊矣！” 太夫人好莳花，好鼓大琴；好治饮馔，为儿子辈礼嘉客。尤好施与，至厚恤奴婢，以此为乐。独岁时祭祀，或值先祖妣及府君忌日，则必涕泣。迄今不能自宽解。 以府君贵，诰封宜人。又以诸子得官，屡遇覃恩，加级累封。太夫人子四人，女九人；孙十有七人，孙女十有一人；曾孙三十有三人，曾孙女十有五人；元孙九人。太夫人生平事实如此。 夫寿言非古也，而人子之欲寿其亲，无古今一也。矧荷国恩以当家庆，锡类之君子必有乐得而为言者，文暹等敢拜手稽首以请。
2022-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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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2-4 09:4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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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12-5 09:09: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