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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二,龙抬头”,其实这并不是龙的节日,而是土地老爷的节日。二月二是一个典型的关于农耕与土地的节日,早在二十四节气成形之前就有了这个节日。《吕氏春秋·仲春纪二》中就有明确记载:“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故而这个月官府要告诫百姓,保护幼苗,抚恤儿童,并命百姓去祭祀土地神,同时官府还要命司法官为犯人去除手缚脚镣,并减少关押犯人,更不要去杀人和惩治犯人。从这样的记载中,我们可以获得相当多的信息,并以此知道“二月二”民俗”的来由。 笪村的“二月二”民俗活动有三天的大戏,所以开台的日子选在了二月初一,到初三结束。请神和祭祀土地的时辰安排在正午时分,都督土地庙里人如穿梭,香烟缭绕,土地神,观音菩萨和娘娘殿前敬香者络绎。庙门对面的戏台很是轩然豁朗,小广场上我们到时已经非常有序地坐满了前来看戏的民众,那由笪村村委会资助的一千把塑料座椅,更是让整个会场显得格外井然顺序。会场的周边自然是依序摆放的商家的摊位,衣食用品很是丰富,还有充气的儿童乐园让孩子们可以开心地一乐。 正午时分,在节奏有些紧迫的锣鼓声中,演员代表依次拜祭过各位大神,并在震耳的铳声和爆竹声中完成了对土地神的敬拜。之后,为期三天的大戏,开唱。 还看今天的“二月二”民俗活动,己经融入了太多的现代元素和成份,这实际上就是一种真正的“与时俱进”。我们观摩或挖掘探究任何一项民俗活动,不能止于对表象的了然,更应去追寻表象背后的根源。我们现在有些研究历史和民俗的文化人或专家总是用一些民俗活动的炫丽色彩来迷惑我们,彼所谓的“打造”,实在是一种对文化生命的戕杀,如安徽太湖的假兵马俑事件,就是前车之鉴。 作为农耕文明的一种民俗文化活动,“二月二”深植中华农耕循天时以获地利的节气变换中。古人将冬眠的蛇虫百脚称之为“龙”,“二月二,龙抬头”也正应在惊蛰前后,这个时候万物复甦,一年的春耕就此开始,所以祭个龙,拜个土地,熏个房梁,用草灰围个粮仓等等,无不是围绕着一个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而来。这其中包括剃头,吃面,炒黄豆或玉米等等,都应该有相对应的讲究和来由的。如炒豆子或玉米其中有一层含义便是提醒人们在享用这两种秋熟作物的时候,另外的几种重要的夏熟作物,如麦子等却己在野外过了一冬,应该去关心一下了,若是误了对它们打理的季候,可是有半年的饥苦之虞的,云云! 关于民俗和原始艺术的问题,鲁迅曾有过非常精到的论述,他在《“艺术论”译本序》中讲到:“社会人之看事物和现象,最初是从功利观点的,到后来才移到审美的观点去。在一切人类所以为美的东西,就在于他有用——于为了生存而和自然以及别的社会人生的斗争上有着意义的东西。。。享乐着美的时候,虽然几乎想不到功用,但可由科学的分析而发现”。由此,鲁迅教给我们的这个方法论,已可以让我们面对丰富多彩的民间或民俗艺术的时候能够有方法和力量去追溯到这些艺术表现形式的本源,并以此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先人的生存和生活状态。如,大型龙灯的舞起,首先需要一个农耕丰熟的地理环境,其次需要有劳动力的充裕后备,再次需要有以家族为单位的主动参予。这三个条件的具备,其中就有着非常大的信息量可供我们去分析挖掘。再者,当我们不断听到某某龙灯,民俗大都始于乾隆年间时,这些传说中所含的一些信息,也可以帮助我们更立体地了解一下乾隆朝。 将史学,美学引入对民俗的分析,可以使我们能有一个更客观,更立体,更具敬畏之心的态度来面对我们芨芨可危的民俗活动,唯如此才能将挖掘,继承,保护,弘扬和利用的工作做得更好。晶桥镇的笪村曾经地处古商道重要节点,百步三桥遗跡尚在(那些古商道上留下深深辙印的青石板或许还能找到一些),又与河对岸的刘家渡相望,石山下也在一襟之中,往西的朱村尚有一家族墓群遗存,其间青石围栏的构件物和雍正年的残碑,构件等等。 如今,不少的村民只知道一年年地坚持着“二月二”的民俗活动,有些村甚至己退化到只知“二月二”有个土地会是要搭平伙聚个大餐,喝够老酒的,却并不知为何要聚这个餐,如此,笪村算是做的比较好的。庙里的袅袅香火蕴满了人们太多的祈福,热闹,而有序的会场氛围正是一种人心向和的最好的体现;家家户户的亲朋盈门,更是一种极好的沟通与交流的机会,相对于今天许多人们的防盗门与封闭小区的笼式生活,这种开放式的走动与交流实在是个难得的畅怀开放的机会。 我们希望我们身边的民俗活动不要失去她的滋养土壤,我们更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心关注我们尚存的一些民俗活动,并切实地来做些挖掘和整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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