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 承 文
（1916—1947．9）
尚承文（曾用名尚毅）字治周，1916年出生于安徽省太平县，童年随父母至江苏溧水县落户。其父尚源干以缝纫为生，有儿女4人，承文为长。他8岁入学，毕业于溧水县立高等小学（大东门小学），1930年考入南京市私立华南初中。毕业后，考进江苏省立栖霞乡师，一年毕业。1937年9月，尚承文被聘为溧水在城镇南中街初级小学教师。是年底，县城沦陷，尚去武昌。1938年10月国民党弃守武汉三镇，尚承文随国民政府军令部第二厅西迁重庆，时任二厅收发员。1940年秋，因将国民党军事机密情报，提供给共产党驻重庆机关，被特务告密遭捕。1941年夏，被解往贵州息烽监狱囚禁。1946年7月，又从息烽押回重庆“中美合作所”白公馆。1947年9月13日被害，时年31岁。1950年1月重庆市烈士资格审查委员会追认其为烈士，重庆歌乐山烈士纪念碑上镌刻着尚承文的英名。烈士的大幅照片也悬挂于烈士陵园陈列馆内，供人凭吊。
（一）
尚承文在读书期间，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开始寻求救国之路。他在南中街小学担任教师时，积极向学生、年轻人灌输爱国思想，并在溧水《青年励志社》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宣传抗日救亡。
1937年12月4日，溧水县城被日军侵占。为避寇乱，尚随父母躲往仓口，听到县城陷落时遭日军肆意焚烧杀戮，一片焦土的惨情时，悲愤交加。就和一位姓吕的朋友，一起外出，寻求抗日道路。先赴武昌、汉口，后又去重庆。沿途的烽火狼烟，残垣断壁，逃难人群，疮痍满目的悲惨景象，更激起他抗日救国的豪情。当时他把希望寄托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希望能在重庆为抗日干一番事业。
1938年，他经友人介绍，进入国民政府军令部第二厅做收发工作。他经常接触到一些军事情报，其中有抗日胜利的消息，使他鼓舞；有反共的行为，使他迷惘。站在人生十字路口犹豫、徬徨的尚承文，经过观察比较和思考，终于站到同情、拥护中国共产党政治立场这一边，决定利用担任收发工作的便利，摘抄重要情报向中共南方局驻重庆机关提供。
据贵州省政协副秘书长韩子栋于1984年12月19日来信说“据我所知，集中营的尚毅即是尚承文，据说他在被捕前在国民政府军令部二厅当收发，和叶（剑英）元帅有关系。……”
（二）
国民政府军令部部长是徐永昌，第二厅厅长由军统局主任秘书郑介民担任。当郑得到稽查科特务密报“尚承文有抄写情报出卖的情事”后，立即下令将尚扣押审讯。郑介民责令少将处长宋达将这件事查清后向他报告。
宋达及一伙军统特务，把尚承文带进刑讯室，进行严刑审讯，尚虽被打得遍体鳞伤，几次昏死过去，但并未招供。此时，传来告发他的特务，与尚对质。审讯的特务要尚交待问题，尚承文闭口不答。特务们又将他送上电刑架折磨了数小时后，尚用“家庭贫寒，月薪菲薄，因无经济供养父母，故出此下策”等语予以搪塞。特务们不信他的这些供词，一再追问是否参加“奸党”？受谁指示？情报出卖给何人？尚矢口否认。始终咬定未参加其它党派组织，抄写的情报未找到主户出售，就被逮捕了。虽然尚承文没有供出情报的去向，但郑介民认定尚有“奸党”嫌疑，决定将他移送军统局处理。
1941年2月，尚承文被关押到重庆白公馆“平四室”。在不足八平方米的牢房中，已关有孙壶东、许晓轩、冯传庆等“政治犯”，连同尚承文在内，每人脚上都钉有一副沉重的脚镣。
宋达捧着尚承文的案卷向郑介民回报后，郑将尚签判“不定期”长期监禁，报呈上司批准。1941年夏，尚承文被移送到贵州息烽集中营的前身——息烽监狱囚禁。在牢里不准用真实姓名，被强迫改名为尚毅。
（三）
尚承文到息烽监狱时，现款、手表、钢笔等物均被搜走，身上穿的衣服也被剥下，强迫换上军统局特务换下来的旧军衣。胸前别有一块写着“268”编号的白布。
这所人间地狱，开始是何子祯任主任，看守特别严密。被囚禁的“政治犯”，整天蜷坐在潮湿的地铺上，加之牢饭粗劣，难以下口。长年累月伙食得不到改善，因此，尚承文面色发光浮肿，疾病染身。尚承文与难友们一起参加绝食斗争，争取改善狱中待遇。
何子祯调走后，由周养浩任息烽监狱长兼军统息烽办事处主任。他想从在押人员身上榨取油水，以“改革狱政”为名，成立生产机构。利用在押人员，为他创造财富。他把尚承文等80多人由各“斋房”（牢房）里提出来劳动，称作“工作休养人”，尚承文被编入第四生产组。这个组有两个组长，一是五十三军副军长、骑兵二师师长黄显声将军，是东北军内著名的爱国将领；一是国民党军统分子、广东海军舰长郑星槎（因违犯军统纪律被关押），尚承文以软磨硬抗来对付。
尚承文曾与黄显声同住过重庆“白公馆牢房”，是对心照不宣的难友，开始时谁也不讲自己的案情，甚至相互怀疑对方是派来的特务、奸细。相处日久，才悄悄地互通真实姓名，交谈案情。黄将军在重庆白公馆关押时，行动较自由些，曾给尚承文许多帮助，如买通当时看守所长罗欢德，借用罗的磁溪口门牌号码，为尚承文向外发信传递家书。尚在集中营寄发的几封家信，皆是由黄将军代邮的。尚收到其父的信件，也是由黄收转的。
尚承文有一次在息烽集中营顶撞了集中营警卫股长周纯，尚被周用武装带抽打得吐血病倒。难友黄显声和杨虎城的秘书宋绮云商量，要为尚打抱不平，并要制服周纯，一直闹到周养浩那里，要求处理打人的凶手，迫使周养浩不得不撤掉周纯的警卫股长。
另一个组长、军统分子郑星槎，依仗周养浩对他的信任，欺侮在押人员。在一次生产劳动时，郑执意欺凌尚承文，将他打倒在地。尚承文不畏强暴，针锋相对地与郑进行斗争，并得到了黄显声将军的支持，黄显声动怒，举拳痛打了郑星槎，保护了尚承文。郑将此事告到周养浩处，周十分恼怒，批评黄显声“僧面不看看佛面，打狗也要看看主人面。”黄据理力争。周见众怒难犯，为平息事态，不得不撤去郑星槎的组长职务，并送进“斋房”。
（四）
周养浩看到尚承文年轻聪慧，长得秀气，能写一手好字，于是派他到狱中印刷所去做排字工。由此他与编辑股的“工作休养人”李任夫、周科征等难友接触较多。他们在工作中偶尔偷偷谈论时，见尚对国民党与军统特务都持蔑视和反对态度。尤其在谈到周养浩利用职权，欺侮难友时，他更是切齿痛恨。所以李、周等难友对尚看法很好，认为他不仅富有正义感，而且在息烽监狱里敢于斗争，态度坚决，是难能可贵的。
尚承文与狱中的难友过密接近的不多，但有几个人却例外。他与原中共川东特委青委宣传部长、重庆新市区区委委员许晓轩（狱中支部书记）；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及曾任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等都常有往来。
（五）
1944年夏，尚承文被调到狱中第一组干活，负责会议记录、会场布置等事务工作。有一次，尚来到“忠斋”找许晓轩和罗世文，被难友施文淇看到，施当时对尚有怀疑。他想，斋房门口有特务卫兵看守，出入须办理登记手续，既然尚是“政治嫌疑犯”，怎能在第一组周养浩身边做事呢？第一组是监狱的机要部门，尚不是军统特务又怎么会轮到他干这种工作？更何况施曾听人背后议论说尚承文“不可靠”等。因此，施把自己想法告诉许晓轩，许对施说：“尚毅是可靠的，他提供了不少关于军统和监狱的情况，对我们很有利。他为了取得周养浩的信任，不得不伪装“积极”一点，这也在情理之中。”此后，尚承文再去“忠斋”时，施文淇也敢与尚交谈，并视为知己。
1984年11月2日，施文淇来信说：“尚承文和我在息烽集中营相识，他当时始终没有暴露身份，敌人也没抓住他从事我党地下工作的证据，所以作为政治嫌疑犯被关押在息烽监狱中。他后来在狱中当了‘工作休养人’，曾在第一组工作过，他对周养浩以及狱中的情况知之甚多。他经常利用工作名义，进入‘忠斋’工房，向许晓轩、罗世文等同志汇报敌情，供狱中秘密支部参考。这是我亲自见到的。至于他提供什么情况，因我没有直接接触，说不清楚。……总之，尚承文是个勇敢、机智、擅于在敌人内部进行斗争的好同志，这是他当时给我留下的印象。”
（六）
1946年7月，关押在息烽集中营的尚承文、许晓轩、罗世文、车耀先、韩子栋、黄显声、杨虎城、宋绮云等72名“政治犯”，重新押解到重庆，囚禁在歌乐山保密局（军统局改称）的牢房里。后来部分难友获释，女难友黄彤光在首批获释之中。尚承文听到这个消息，趁看守不注意时，偷偷找到黄彤光，请她带信出去，黄欣然答应。隔了一天，尚承文把折叠很小的信交给了黄彤光，悄悄地说“上面有地址，请你给我送一送，谢谢！”，擦身而走。黄把此信塞进衣服的夹层里。出狱后，她拿出信来一看，是给重庆《新华日报》社转交吴玉章（注）的。黄彤光把信送到《新华日报》社，未能见到吴玉章本人，她把信投进信箱后匆匆离开了报社。
尚承文与当时重庆《新华日报》社、与吴玉章是何关系？至今人们还在探索和思考着。
（七）
尚承文被关在白公馆一年后，南京保密局司法处密电白公馆看守所长丁敏之，嘱即“密裁”。
1947年9月13日，刽子手杨进兴、杨钦典等，以“马上派车送你们去飞机场，到南京即予释放”等谎言，将尚承文、朱念群、张长鳌三人骗上汽车。当汽车开到歌乐山特区杨家山旁边、“中美合作所气象台”下一所空房子前停下，刽子手把他们推下汽车……
现有刽子手杨进兴的一段供词：
时间：1955年6月21日
地点：重庆市公安局
审讯员问，你们采取什么手段杀害了尚承文他们？
杨进兴答：1947年8、9月间，白公馆看守长丁××交任务给我和杨××，我们开车子到白公馆，在造石场的房子里，他们三人都带着手铐，我要他们并排坐着，用电线通过手铐烧他们，他们没有叫，一个没气了，两个还有气，我和徐××用铁镐把他们捅死。……
特务徐××1953年3月26日的供词中对尚承文等的被害情况，与上略同。
（八）
曾被关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在押战犯周养浩，在1972年9月24日的供词中说：“决定秘密杀害的有罗世文、车耀先和尚承文（尚是南京人，原在匪二厅任收发，因抄写情报出卖被押的）。”
近据从台湾回大陆溧水的张×先生告知，他在台湾时偶然看到台湾出版的《传记文学》月刊，其中有篇“宋达传”，文中涉及到尚承文的案情。因为张先生年轻时，与尚承文是同窗好友。抗战初期，在武昌与尚见面多次，以后各自一方，在异乡台湾看到尚的名字出现在国民党中将宋达的传记中，于是格外看得认真仔细。他回忆“宋达传”中写有“宋达在抗日战争期间，任军令部少将处长职务时，曾检举收发尚承文间谍一案，使尚之共党身份无所遁形，宋因而获该部予记大功之奖”一段。从“宋达传”的材料中，为尚承文烈士的光辉事迹，又增添了一份有力的佐证。
写到这里该结束本文。让我们以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作为对尚承文烈士的悼念。
尚承文烈士永垂不朽！
（沈师超）
注：1939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周恩来同志任书记，全面领导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中共代表和南方局的负责同志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王若飞、叶剑英、邓颖超等以中共代表的公开身份长期在重庆，坚决执行党的方针，深入发动群众，壮大我党力量，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46年5月，周恩来同志率领中共代表团去南京。吴玉章同志留驻重庆主持中共四川省委、中共代表团驻渝联络处和《新华日报》重庆分馆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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