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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的铃声,遥远悠扬,时时在我耳边响起,有时是疾风暴雨般的呼啸,有时是一首轻曼飘逸的歌。 白马中学的铃,挂在进大门的第二个平台北面的男生宿舍前面。那是打铃人的宿舍,与男生宿舍紧邻。铃铛是一只管状的钢管,约有茶杯粗细,三拃长,一根铁丝将他挂在一颗法国梧桐粗壮的枝干下。 那时候,没有电铃,连这节钢管也不容易弄到,估计里面有天大的面子和人情。那节钢管铃铛,黑色的身体,冷峻而严肃,春夏秋冬,雨雪风霜,他在高坡上静静地看着一批批入学的孩子背着书包来上学,又默默地目送那些放学的孩子蹦蹦跳跳的回家。他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不知道迎来又送走了多少从白马中学毕业的初、高中学生,有的两代人都在他的铛铛音乐声中度过了中学时代的美好时光。 其实,最早那铃铛不是挂在上面那个平台的法国梧桐枝枝上,而是在一进大门南面那栋老旧的平房前的沿廊下。每次上课,都由教导主任,拿一根小铁棒,去那铃铛上一顿急切地敲击。紧接着学生从学校的各个角落在急促的当当当铃声中纷纷回到教室,下课亦然。 后来,学校条件好了一些,教室也从进大门的低洼处移到最上面的平台上。于是,那管状的铃铛从那间破旧的平房,来到上坡男生宿舍门口那颗法国梧桐的臂下。由病退的老教师专门负责敲铃。 专业敲铃的是桂老师,丹阳人,早年分配到白马乡教书。后来身体有恙,当学校条件稍微好一些,他就从教学第一线退下来,从事专业敲铃的工作,认真得与教书一样。 桂老师奇瘦,瘦高的个子,走起路来,两只腿总是往前一撂一撂的,那是风湿性关节炎给他训练出来的走姿,我总担心刮风的日子,生怕他被吹走,和空中打旋的纸片。 打铃不急不慌,时间还没有到,大约还有一分钟的样子,他就拎着那根短铁棒,撂着两根细长的腿,走到铃那里,站在法国梧桐巨大的树影里。同学们看到他立在那里,就知道马上就要上课了,就纷纷开始往教室走,有的疯了一样往教室跑,有的赶紧停止正在打闹。他站在那里,看着纷纷回流的学生,脸上充满了和善的笑意。他一会看看往教室跑的学生,一会抬起手腕看看手表,一只手拎着短铁棒,一只手扶着粗壮的树干,就等着上课时间的最后一秒的到来。 他敲铃就像老师上课,有着他的个性和特色。上课的铃声,一般他敲的大都是“当—当—当”的长音,长而且慢,舒缓而悠扬。下课却不然,“当、当、当”短促而急切。不像以前在进门那时的廊沿里,反正是“当当当”如暴雨般急促,像催命似的。搞得大家紧张兮兮的。 听到悠扬的上课铃,似乎是一种享受,准备上课的紧张情绪反而在这“当—当—当”的铃声里得到缓解。下课时急促的铃声,又是一种享受,总算下课了,许多问题可以得到缓解:上厕所、吸墨水、喝口水、借本书、放松会,等等,急促的铃声,像同学们的心情一样,形成了共振。 我在想,一个打铃的简单动作,竟然也能有这么多讲究,桂老师甚至把他打成了艺术,也许只有桂老师这样的教师前辈才能理解和把握打铃的节奏吧。后来,看到非洲人随意在一个器具上就能敲出动人的音乐,才知道打击乐如此的丰富多彩。 铃声也是啊,或舒缓悠扬,或急促铿锵,有光阴流逝的提醒,有为师的殷切的期盼,有浓稠的师生之情。如桂老师这样专业的打铃人,他手里发出来的铃声就像一首摇篮曲,我们就在这婉转动听的铃声中慢慢长大,在不断激励的铃声中渐渐成长,铃声里有我们靓丽的青春,也有我们奋斗的汗水和泪水。时至今日,尽管电铃代替了泛着幽暗光彩的钢管铃,有时我耳边依然听到那悠扬的桂老师敲击的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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