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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队评工分
原著 陈维银
每年春节,生产队放假至初八左右,上工后也轻松几天,不正儿八经干活,正月十五之前,每年一次的评工分工作要完成。抽个下雨天或者用两个晚上,召集社员开会,公开公正为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评定工分。 我父亲去世十周年了,留下七本记事本,内容最多的是生产队的事,其中用红圆笔画的表格,又一笔一画地将全队社员,自1966年到1972年的工分评定结果记录得一清二楚,我把父亲记录的表格录进电脑,加了抬头、序号、又加上社员的出生年及成分,又在每个人名前加了姓氏。 我们队有劳动能力的男社员总共47名,真正长年在生产队里劳动的男劳力大概半数,其中大队书记赵明春、大队主任张荣才忙大队的事,在大队里记工,年底回队里参加分口粮和工钱分配,偶尔在队里干一天半天的也是要记工分的。在大队学校当民办老师的任兴无在大队记工分年里回队参加分配,暑寒假忙假星期天都得回生产队劳动另计工分。在大队窑厂上工的如陈孝根、高陵、张荣喜,在大队林业队里上工的蔡明保、张桂香也都是年底回队里参加分口粮和工钱分配。还有学生如兴荣、子平、法起、胜忠、胜利、胜友6人,星期天、寒暑假及两个忙假参加队里劳动。队里还有会计、保管员、饲养员、拖拉机手、垫私人猪圈的,还有在社办企业上班的任兴寿、崔正国偶尔在队里上工,七除八除都20人了。
我父亲把我写漏了,1971年寒期里及星期天捡粪交队记工,我一共在队里挣了374.5分工。 我也是偶尔参加评工分会议,没有发言权有旁听权,评工分的场景记忆深刻。一个下雨天男社员集中在我家,我父亲是队长主持评工分会议,我父亲语言不多,先讲队委对本年评工分的最高标准等等。然后记工员刘敬华读名字,我父亲要大家发言,一般是被提名社员先表态,讲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对大家给自己的评议表示绝无意见,包括评我父亲前,我父亲也得表明态度。我记得会场评议,发言最活跃的是芦洪发和张荣喜,先将提名的社员的农活技术和做活是否肯出力,建议本年度工分值,一个一个顺序评议,晚上队委又开会定案,做到人人心情舒畅,不背后议论和闹意见。 1966年至1968年,个人最高工分9.6分,1969年至1972年,个人最高工分提高至10分。 年轻人随着年龄和技术上升,工分要上调,老年人工分要下调。我们生产队地主子女多达15人,占生产队上工劳力半数以上。评工分不唯成分,评技术评体力评劳动态度。 1969年开始实行最高10分工,评10分工的有6人,评9.9分工的有7人,评9.8分工的有10人。 评10分工6人中有地主子女有袁新仁、任天龙、任天怀、芦洪发4人,仅陈孝根和大队主任张荣才两人评10分工,我父亲是生产队长,赵明春是大队书记均评9.8分工,可见其公平公正。 陈孝根、张荣才、任天怀、芦洪发四人为大力士,农活技术也好,干活肯下力气。任天龙干活最麻利和肯出力从不偷懒,任天龙22岁前个子不高,23岁那年再发育,一年个头长到1.8米多,他身高手长,干活十分麻利。袁新仁农活技术最全面,他身高力气不占优,但他精通各种农活,他有文化写一手好字,做过代课老师、在队里担当文化教员、记工员等等,平时上工活干得好,且身上还干干净净。 评9.9分工年龄最小的是高子银,1972年才虚21岁,而与之同岁的赵胜忠才评9分工,1970年我们前后芦合买了一台拖拉机,前芦子银和后芦贺应龙共同操作,子银操作拖拉机得心应手,拖拉机耕田拖货做维修子银都是一把好手,可惜高子银没有上过一天学,否则会大有作为。地主子女袁新义、袁新道、袁新才兄弟三人均评9.9分工,袁新义、袁新道身材不高,技术好干活肯下力气,袁新才是左撇子,23岁评9.9分工,也是因为他做农活技术相当不错,袁新才也是聪明超群,吹笛子拉二胡无师自通,打牌下棋无所不精,后来又无师自通做了皮匠。评9.9的地主子女任天虎,一年四季干活那真叫卖力,特别是交公粮时,天虎挑着满满的两稻箩稻子,仅穿一裤头,肩膀上搭一条毛巾擦汗,总是一马当先。 评9.8分工里的曹先仁、张荣喜也是干农活的好手,二人先后当过副队长,两人干活不惜力气,我一直认为曹先仁、张荣喜应该评10分工。 评9.4分工的芦洪才是因为得了肺结核,听说没有得病前也是大力士,干农活的高手,因长期生病队里安排他干垫猪圈的活计,不用在水田里跋涉了。 正值壮年的任天根仅评9分工,还没有病人芦洪才分值多。任天根自小家庭富裕,家里田很多,在徐溪桥还有槽坊,蔡明保、腾学文、张桂香、杨满福兄弟俩、陈家金兄弟俩、张荣才父亲都给他们家里做过长工。他外婆家更是溧水县城第一大资本家,任天根到18岁都没有干过活,解放后分田他也放不下身子干活,什么插秧、耕田等等技术活一概不会,做活还缩手缩脚,挑一天秧苗还要抛秧把,身上不见一滴泥水。队里会餐他必喝醉,躺在地上不停地高叫“要一万块钱一个工”。 1972年,19岁的陈维金评9.7分工,1973年20岁评10分工,也是绝无仅有。同为19岁赵胜利评8.5分工和高子生评8.1分工。 1966年雷大才58岁,是队里年龄最大的社员,雷大才个头不高,讲话风趣,性子不急不懆,为人和善热情,一生无儿女,与老伴住村西南角原土地庙里,小庙是砖墙瓦屋面,四面墙上还绘有菩萨的像,又在小庙东头盖了一间草房,接草房东又盖一间猪圈,雷大才每年养一头猪长到一百多斤,年终杀了也不卖,奄咸肉就是他老人家一年的下酒菜。1966年至1969年那几年晚上经常在我家里开社员会,雷大才总是和几个人坐在我家灶后头,我躺在他身边要他讲故事,雷大才讲着讲着就讲解放前好,解放前可以赊账买肉吃。雷大才会插草房绝活,他有一套插草房的工具,过去草房屋面几年要插草维修,是很危险的活计,那家请雷大才插草房,一整天干活管吃饭不给钱,大家讲情义都不好意思讲钱。雷大才会扎针放血治腿痛,那时下田干活没有穿鞋子的,腿会受寒疼痛不能走路,我多次见过雷大才给人扎针放血治腿痛,见雷大才手沾冷水,在大腿后弯处一下一下拍打,直至大腿后弯处血管由红转紫,雷大才将缝衣针在灯头上烧烧消毒,扎向发紫的血管,发黑的血液顺着小腿肚子流了很多。什么原理我也不懂,反正腿痛被治好了,雷大才开心地笑了。他还会在病人的颈部前后,沾冷盐水用食指与中指掐皮肤拉扯,至皮肤黑紫黑紫的,这是治疗什么毛病呢。雷大才会织撒网和搭网,常年有小鱼吃,可是雷大才干农活不内行,我没见过雷大才下田插过秧,所以8.5工分值不高。82年份单干后,雷大才没有分到田,历任队长担负责任,每年收稻后各家按队里的规定给雷大才老夫妇送稻送草送油,雷大才是我们西队共同负担的五保户,老年瘫痪在床,以发英为邻居的好人们,组织全队轮流值班,给予雷大才老夫妻晚年最无私的照应和陪伴。 最小的社员是赵胜友,胜友的父亲虽然是大队书记,他们家九口人,全家也是凭工分吃饭的。胜友兄弟加妹妹、外婆全家九人,他排行老三,其他五人均上学,唯有胜友自小在生产队里放牛没有上学,胜友很聪明,自六岁起,春天青黄不接家里断粮食,那时他们家独住在现在胜忠住的地方,他妈嘱咐胜友独自一人去袁村及下到我们村里某家借米,借米的时间及数量他记得清清楚楚,收稻子后他会一两不错地逐家归还。1967年至1970年连放四年牛,1970年十月初一交牛后,才虚13岁正式在队里干活挣工分,那年他的工分值3分。1973年在他16岁时,他父亲找学校安排胜友插班上五年级,与春银珍子他们一个班,1976年胜友初中没有毕业去参了军。 1972年任兴寿没有参加工分评定,是因为那年他调到公社机电站上王翻水电站上班,当了脱产工人。 1972年增加了崔大爷及其儿子正国、正军的评工分,他们是回原籍宿迁县来龙公社落户的,因为苏北生活比不上我们江南,1971年冬,崔大爷的二女婿联合另外三家下放户的亲戚,给我们大队买了一台变压器装在汉山西边山岗上,又建了米面加工厂,从此我们爱国大队十一个村庄家家户户装了电灯泡,结束了使用点油灯的历史。崔大爷一家五口落户在我们前芦村,毕竟从小在南京城里长大,正国和正军后来也学会了插秧,也肯吃苦,其他农活如耕田等学不会,所以工分也评不高。 我的父母辈们生长在历史进程的特殊年代,经历土改分到了田地,又经历合作社,初级社,高级社,青老年队,人民公社建立生产队几个阶段,经历了大搞水利,挑水库挑河搞农田改造,长年累月挥汗如雨,没有人喊苦叫累,全村和睦共处三十余年,在那个集体年代同劳动同生活,共同贫穷共同富裕。 时间如斯夫,四十多年静静地在改革开放中流过,世间变化巨大,我还是怀念那个集体的岁月,那个无忧无虑且夜不闭户的年代。如今工分表上有23人先后离开了如今美好的生活,我时常怀念他们,谨以此文纪念他们。 我父亲的关于社员评工分笔记照片三页附后。 陈维银文 于2023年5月20日 我父亲笔记-1 我父亲笔记-2 我父亲笔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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