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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健康快乐 于 2024-1-1 21:22 编辑
大包干到生产队 ---前芦家庄故事之十六 作者陈维银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
1962年初，撤销了青年生产队和老年生产队，以村庄为主体重新编制生产队，前后芦家庄村各编制二个生产队为单位，实行三年大包干，国家计划大包干三年看效果。自此，芦家庄区分为前芦家庄和后芦家庄。 我家分在前芦二队。我父亲任前芦二队队长，高子敬任二队现金保管员，蔡明保任二队粮食保管员，张荣才任前芦一队队长。
前芦一队、二队男劳力名单明细表
1962年，前芦二队共13户，总人口54人，男劳力14人，女劳力4人，水田121.2亩，旱地20.5亩。由于实行大包干，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得到调动，1962年前芦二队上交国家征购粮18239斤，平均每个劳动力向国家贡献1013.3斤粮食，平均每个人口向国家贡献337.8斤粮食。
前芦二队男劳力名单及当年各种水稻明细表
1962年，实行三年大包干，而1963年是大包干的第二年，作为一队之长，我父亲特别珍惜大包干的好政策，对当年的各种情况和收入记录得特别详细。
前芦二队分队资产明细表
1963年前芦二队农业收成部分明细表
1963年底，三年大包干才进行了二年，前芦家庄撤销了两个生产队，合并为一个生产队，我父亲任前芦家庄生产队队长，张荣才调大队工作。1963年中央确认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生产队上面有大队、公社二级管理，但不许干预生产队自主权和分配权。 前芦家庄组成为一个生产队，一个生产队时间存续了12年。 生产队领导班子有队长、付队长、妇女队长、会计、还有队委3人，共七人组成生产队委员会，比如年终分配和年初评工分，夏季放牛人员，冬季养牛人员等大事，都要经过生产队委员会讨论决定。 另外不算是队干部的有现金保管员、记工员、民兵排长、贫协小组长，他们都是义务的或每年补助二个工。仓库保管员是专业的，由于粮食中有很多粉尘，很多保管员染上气管炎。 队长也不脱产，只有外出开会时间算是休息，付队长、妇女队长、会计及队委都是干活记工分，而且不因为是干部身份影响评工分。 五任队长：我父亲评工分9.8分，高凌评工分9.8分，我哥哥评工分10分，张秀贵评工分9.9分，任天怀评工分10分。我父亲当队长时干的最好，当队长时间最久，评工分9.8分，很多社员的工分比我父亲的工分高。 队长负责全面工作，一个生产队的富裕与贫穷，队长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一个好队长的全部精力都放在生产队事务中。我父亲当队长期间，很少有时间干自留地里活，我们家的菜园从品种到长势，比左邻右舍家里的菜园差太多了。 付队长最辛苦，负责生产和安排社员干活，干农活也是吃苦在前，每天早晨吹哨子，交待妇女队长安排妇女干活，付队长要安排男社员的农活。上午约10点，妇女回家烧中午饭。男社员就地休息15分钟，到中午11点，付队长告知男社员回家吃中午饭。中午约12.30，付队长又吹响哨子，大家陆续出门继续上午的农活，下午约3点，又就地休息30分钟，根据季节定息工时间。我们半大的学生，多半放学能赶上下午休息后的干活时间，可以计一天工分的百分之三十。 1962初到1966年，前芦家庄生产队妇女队长由我母亲担任，1967年以后由解永兰担任妇女队长。 1962初到1971年初，九年里有四人给我父亲当副队长，1962年至1963年底，副手是张荣喜，张荣喜身高1.6米不到，结实的身板走路干活像一匹小烈马，但他经常为一点鸡毛蒜皮小事与我父亲大吵，吵后又和好，后来他调大队窑厂去了。 再就是19岁的张秀贵接张荣喜之后，1964初被选为副队长，张秀贵瘦高白皙，聪明但性子慢，哨声也吹得有气无力，但生产队里各种农活他安排得井井有条。 高中毕业的任兴无，因“文革”停止高考，闹革命搞串联结束后回生产队参加劳动，1967年初，21岁的任兴无接任副队长，干了二年就调去大队学校当了民办老师。 1969年初，曹先仁又接替当副队长，因一只眼睛不好，外号曹瞎子，壮实的曹先仁老婆是哑巴，三儿二女，负担比效重，他是下半夜与哑巴妻做私留田和私留地里的活，他家的私留田几年下来比别人家的田高出十几公分，他吹起哨子气力十足，在生产队干农活那可带头下苦力干，我父亲讲过他是最好的副手，曹先仁给我父亲当了二年的副手。 1962初到1971年初，我父亲担任前芦家庄生产队队长，由于生产队有了生产自主权和年终分配权，我父亲带领大家努力多生产粮食外，想办法搞副业，增加集体收入，提高年终工资单价，1964年年终工资单价1.173元一个工钱，直到1970年，工资单价始终保持这个水平。可以说我父亲当队长九年，是集体时代最安定及最富裕的九年。 冬季农闲时，前芦家庄生产队在竹山边挑土修了新塘、在南边也筑埂建了一大塘，将关子塘、高塘塘埂加宽又加高，将大平塘埂拉直，开挖河道，挑土堆造了三处翻水地垛等等水利工程。又安排人在村四面山上开荒，共开出百多亩旱地。 又在老杨家空房子里置办了夜校桌凳，晚饭后大家聚在一起上夜校学文化，学算术。这些都是我幼小时生产队的记忆。 每年临近冬季，县里、公社、大队都要摊派部分水利任务，大部分男劳力派到水利工地，被安排到附近农民家里住宿，挑土方至少20天至一个月。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社员们非常忙碌和辛苦，弯腰割稻一人一行六棵，右手握着镰刀，左手抓一棵、右手割一棵，动作连贯快速，动作幅度大，一天下来腰酸背痛，因为我对割稻子有着太深刻的记忆。脱粒水稻、起花生、挖山芋、收黄豆等等一摊子农活接二连三。掼下来的水稻，送到晒场上，白天摊开几公分厚晒太阳，下晚又把金黄色的水稻聚集在一起，或圆堆或长条堆。保管员盖上刻有“前芦家庄”四个大字的大印，大印是一种长方形盒子，里面放进洋灰，底部雕空刻有“前芦家庄”四个大字。 1963年，赵明春书记见前芦家庄年底分配工资高，便将一家七口人，自徐溪桥村迁居到我们前芦家庄。与他有亲戚关系的曹先仁，托赵明春也将一家三口人自后吕村迁居到我们前芦家庄。 1968年，南京来了四位女知青下放落户我们到前芦家庄。 1969年，南京下放户崔大爷因其女婿帮我们大队安装变压器，一家五口由宿迁市来龙乡迁移到我们前芦家庄落户。至此，前芦家庄户数人员基本稳定。 四位女知青和下放户从南京下放我们生产队，起初都不会农活，但生产队照样给他们九人称口粮，社员们享有的，他们一样不少，生产队给四位知青建了三间土坯墙瓦房，又给下放户崔大爷建了三间土坯墙瓦房，这都是用生产队储备金和劳动力建的。 1975年冬，爱国大队决定在我们村东南方向南横山至竹山建大埂，筑爱国水库，淹没袁村及邵王村两村部分农田，我们一部分农田赔付袁村及邵王村，后芦家庄一部分农田转拨给我们前芦家庄生产队，又将袁村六户计30人户口迁移我们前芦家庄生产队，房子建在竹山南坡，将我们前芦家庄一部分人的房子也迁建在竹山南坡，组建一个新村庄，1975年初，又将一个生产队拆分为二个生产队，名为前芦东、西生产队。 1976年底，杨满福自四川部队复员，携家属子女5人，将户迁回到我们生产队。到1976年底，我村两队人口增加至204人，两队田地总共195亩，一下子田地减少85亩，而人口增加了35人，人均土地仅有0.956亩。 1978年开始落实政策，到1979年南京知青及下放户全部返回南京城，还有老人故去，又增加结婚生子，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后，自1976年以后结婚夫妇只能生育一个。1982年我们前芦家庄人口是207人。其中东队104人，田地100亩，1981年10月分田单干，人均分田地0.96亩。西队103人，田地95亩，分田单干时人均分田地仅0.92亩，我们前芦西队在全大队是人均土地最少的一个生产队。 1982年是分田单干第一年，杂交稻开始普及，化肥满足供求，除草剂应时登场，农药为水稻高产保驾护航，那以后，水稻产量普遍在亩产1000斤以上，冬季小麦亩产也在300斤以上。我们西队虽然一人0.92亩田地，除了上交公粮、给付五保户口粮、稻种1斤一亩留种几乎忽略不计，粮食收成完全满足自给自足。 自1952年初，我们村组织互助组起，经历农场，高级社，生产队分分合合，又经历了1958年至1960年三年特殊时期，直到1981年10月份田到户，彻底结束了以互助组、高级社到生产队，将农民组织为集体单位，在芦家庄400多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集体组织，集体组织在芦家庄整整持续了三十年。 1961年起，农村进入生产队时代，1962年起我父亲担任前芦家庄生产队队长，下篇文章讲述，我父亲是如何带领社员向土地要饭吃，向土地要钱用的，抓生产，搞副业，年年高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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