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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健康快乐 于 2024-1-4 21:02 编辑
生产队最后十年四任队长 前芦家庄故事之十九 作者陈维银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
我父亲因为烦心引起的头痛毛病不时地发作,1970年底向大队提出辞去生产队队长的职务,1971年初获得批准。大队书记所器重,年轻又是党员的高凌,被大队指定为前芦生产队队长,其时高凌还在大队窑厂做工。1970年腊月里,队里全体男社员都在西边塘里挖藕,大家正议论高凌要回村当队长的事,正好高凌下班路过西边塘,高凌跟大家招手打招呼,春风得意,嘴角浮现出自信的笑意。 1971年春节开工时,高凌接手队长,但这一年上面开始干预生产队里的生产,要求“以粮为纲”,要求大面积种植双季稻,当年全县粮食总产达到38156.75万斤,是人民公社时代粮食总产第二高峰。1971年扩大了双季稻种植面积,种植双季稻要增加很多劳力成本,一年到头的农活都是忙得不可开交,我们队当年粮食产量确实增加了很多。 上面把种经济植物扣帽子叫走资本主义道路,高凌是党员,他坚决听上面的话,不种经济植物了,只保留养猪,生产队又不磨豆腐,猪没有豆渣吃又不肯长膘,年终经济收入大幅度减少,1971年年底分配工资单价7角6分,一个工分值比1970年低了4角多。 高凌自1971年当队长,在团结社员方面,高凌远不如我的父亲,社员们都无形中与高凌保持着距离,特别是地主子女一群人更是沉默着多干活,没有了我父亲当队长时的活泼情景。 一天上早工时,我看到高凌嘴里正对着袁新仁讥讽嘲骂着,远处袁新仁穿着白衬衣背着耙,赶着牛去耖插秧水田。高凌背后骂他的原因是袁新仁穿着白衬衣去耖田。 袁新仁是文化人,写一手好字,一直是我父亲器重的人,生产队写写画画,墙报标语都是出自他手,我父亲日记本上写字的工整的都是他的手笔。 袁新仁在大队小学代过课,文革早期各家门头画毛主席像及墙壁写语录,忠子台两侧大对联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壁画都是出自他手,过年前夕一个村的对联都是由他一人写,而且他农活技术全面,年年都是评10分工,我父亲安排他做生产队里的记工员,因为地主子女的身份一直没有出头的机会。 高凌当队长第一年我放二条大牛,有时牛吃几口稻子和吃山芋藤,别人看见就喊高凌来了,似乎吃的粧稼是高凌家的。高凌对社员缺乏笑脸,但他对我这个少年一直非常友好,他虽然比我年长十六岁,却从没有把我当小孩对待。他当队长正红时,他见到我都是笑嘻嘻的,所以我也没有惧怕过他。有一次我正在田埂上放牛,高凌扛着铁锹走到我面前,笑着对我说,小老弟,我给你出了一道题目,过两天给我答案:十斤油、满满地装在十斤的瓶子里,再给你七斤和三斤的两只瓶子,你能准确地把十斤油分成各五斤吗? 我从牛背上下来,在地上弄了三个坑,折了十根小树枝,用多种方法解了这个题目。第二天又碰到高凌,我喊他大哥,告诉他我有好几种方案将十斤油,用三个瓶倒来倒去,将十斤油分两个五斤,一钱不差分装进十斤和七斤二个大瓶子里。给他讲了其中一个方法后他笑着给我竖起了大拇指,又扛着铁锹走了。 我把这个题目告诉一起放牛的保伢,他一脸的懵懂,他比我大一岁,好多天他也没有解出来。 高凌当队长两年,响应“以粮为纲”,也是一心一意想把队里的生产搞好,忽略了副业生产,还有他最大的缺点是不能团结群众,不能包容部分人的缺点,听上面的话不听社员们的建议,总用怀疑和不信任的眼光看社员。高凌接手队长第一年工资降到7毛6分,比上年降了4毛多,群众是有意见的。1972年工资又下降到7毛一个工,群众要求无记名投票重新选队长。
生产队社员开会
1973年初,大队来人召开社员大会,这次大会是选举生产队队长,大队不指派了,搞无记名投票,我哥哥年仅二十虚岁,几乎满票当选,我哥哥读了小学三年级,连自己的名字都写不好,可他是拿10工的农活高手,在村里人缘好,应该说他不是个好队长人选。那天夜里我哥哥反转着失眠了,第二天高凌还找了我哥哥谈心,高凌落选后成了队里的普通社员。 任兴荣选票第二名当选副队长,他高中毕业回队里参加劳动才一年半,比我哥哥长一岁,他一个高中生给一个文盲当副手,他当然不甘心,选票决定结果他也无可奈何,只好硬着头皮做副队长,那个上工哨声响起来,跟他人一样死气沉沉,有气无力。 我哥哥没有想到会当选队长,连思想准备都没有,我父亲跟我有话讲,跟我哥哥几乎没有什么交流,我哥哥也不愿意请教我父亲,反正跟着季节种田吧。 任兴荣当副队长期间,经常找赵书记和张主任,经常给他们两家做家务,1975年,县大集体单位前进砖瓦厂有招工计划到了大队,赵书记安排任兴荣进前进砖瓦厂当拖砖工人去了。
生产队时间社员挑塘泥下田
两个年轻人当队长,一武一文,都没有经验,任兴荣吹口哨有气无力,我哥哥有时急不过,就直接安排社员干活了。任兴荣也是志大才疏,没有真才实学,即便由他当队长,他也不懂如何搞副业,生产方面也欠缺经验,而且他父亲任天甲是会计,即便选上队长,队长和会计也只能二选一,而且工资也高不了。两人合作二年表面上维持着团结,实际内心都不痛快。 1973年投票选两个年轻人当队长,1973年底工资又降了,1973年工资5毛6分一个工。1974年工资维持在5毛3分一个工,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几年来生产队里的效益逐年下滑,由我父亲当队长时十年工分值近一元二角一个工,到1974年已下滑至5角3分一个工。 1971年,工资7角6分一个工,我家全年做1047.95工日,工分收入796.44元。 1972年,工资7角一个工、我年全家做1110.2工日,工分收入777.14元。 1973年,工资5角6分一个工。我家全年做1283工日,工分收入718.48元。 1974年,工资5角3分一个工。我家全年做1303.38工日,工分收入690.79元。 我家劳动力在增加,工分总数也在增加,但工资总收入逐年下降。 1975年,大队赵书记规划在我村田冲最东面竹山与南横山之间筑大坝建水库,水库淹没上游邵王村和袁村的田和地,我村的田一部分转给邵王村,一部分转给袁村,袁村还移民六户人家来我队。大队决定将我队分为东队和西队,东队的社员搬去竹山南建新村庄。 我家分在西队还留在村庄里,张秀贵当选队长,我哥哥改当副队长。1979年1月2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我们前芦家庄地主及子女一律摘帽子,地主子女有了被选举权。1979年3月西队再次选举,张秀贵及我哥哥都落选了。 原地主子女任天怀当选队长,原地主子女袁新义当选副队长,直干到1981年10月分田到户生产队解体。 分田单干前两年起,先是分小组承包,分小组干活,收割水稻和种植小麦时又集中一起干活。接着又是分棉花田到户承包干活,收获的棉花上交给生产队集中卖给供销社。此时水利任务还很多很重,水利任务来了就集中起来同住同吃。
当年农民挑河的情景,图片摘自网络
1969年7月中旬,连降暴雨,7月14日降特大暴雨,一昼夜降雨215.5毫米,我们村前大冲又是一片汪洋。全县溃决和漫决圩堤71座,淹没和内涝农田10.7万亩,倒塌房屋5730间。大约九年时间缓建水利工程,也就是从1969年冬季开始,全县又掀起了第二波水利高潮,第二波水利高潮是挖河道和筑大埂,此时与那时不同了,水利工程在冬季进行,粮食和劳力足够开展大规模的水利工程。
溧水连续 12年挑挖新河道
1968年挑土方178.8万立方米。 1969年挑土方896.27万立方米。 1970年挑土方901.46万立方米。 1971年挑土方1150.00万立方米。 1972年挑土方622.1万立方米。 1973年挑土方827.00万立方米。 1974年挑土方1176.00万立方米。 1975年挑土方1098.00万立方米。 1976年挑土方1256.86万立方米。 1977年挑土方1013.00万立方米。 1978年挑土方1384.00万立方米。 1979年挑土方934.19万立方米。 1980年挑土方674.00万立方米。 1981年挑土方194.00万立方米。 1982年挑土方195.8万立方米。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到,在1981年分田到户前,第二波水利高潮连续了12年,这也给全县各生产队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这也是压垮生产队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到了1979年,人心基本散了也凉了,工分值又下滑至二毛多钱。队里有一点小事大家便聚一起吃大锅饭,买来鱼和鸡鸭一起共享,社员心里都在想,在队里干活拿不到多少钱还不如大吃大喝,吃垮生产队拉倒,生产队的经济已经濒临破产的边缘。到了1981年秋,上面派出工作组,分派到各大队,动员和要求各生产队分田到户单干。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是三国演义这开篇语。前芦家庄生产队正式解散是于1981年10月22日,前芦家庄分田到户了,生产队告别了前芦家庄,生产队也告别了中国大地。 总结一下,1971年至1981年十年,前芦家庄生产队换了四任队长,一任队长不如一任队长。生产队人口增加,田地却在减少,特别是年年都有大量的挑水利土方任务,都由在家务农挣工分的人承担,虽然没有发生粮食危机,但工资一年不如一年。 到1980年,外部形势在变化,队里已成年的干部子女和有门路的人,纷纷离开了生产队去参军、当民办老师、进县办企业、在大队工作,象我们没有门路和靠山,也外出随建筑队进城做小工,外出这些人还在队里吃平价口粮,这些人都影响到在生产队社员们的心情。 到1981年人心基本散了,固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实分田单干是解决生产队危机的最好办法,而且分田单干的1981年底,水利土方断崖式减少。即便分田单干后,分派的水利土方任务,还是以原生产队为集体分配,于是,善良的农民自带粮食、油、草,奔赴水利工地,又组合在一起义务挑土方,而且延续到1990年左右,此处应该为善良的农民唱赞歌! 生产队虽然远去了,生产队时期还是有很多东西,值得记录的。下篇文章记录生产队时期值得怀念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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